消除不必要的管制，鼓励竞争，从而降低国内价格水平。

三是国际眼光，他们虽然在家门口艰难起步，但后来都自觉主动地参与了国际竞争。在这两大历史任务的指引下，当时的企业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很强的奉献精神，国家至上，国家目标超越企业目标。

其实，早在司马迁那里，就肯定了人们的逐利欲望，提出利是人们的生活要求，追逐物质利益是人们的本性。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是中国儒商文化中最古老的和为贵思想的现代化应用。这种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个命题，我在二十多年前读本科的时候曾经研究过，当时我和我的导师陈为民先生还合作写了一本书《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对韦伯命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有力的例子，通过分析以日本为主的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崛起，反驳了韦伯命题。而新教伦理反过来又促进、加速了经济发展，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社会要给企业家创造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要珍惜企业家，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很宝贵，是不可多得，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珍惜。其核心就是民主管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成功经验。创新增长的驱动因素 通过比较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专利数量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因素在驱动中国的创新，比如市场规模、行业竞争和相对价格变化（如工资上涨）。

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改革措施，以促进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由于专利数据较为系统，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的专利增长，隐含的假设是各个维度的创新是正相关的。中国企业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我们有必要指出，性别比例失衡所引起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总体福利可能随着经济增长反而降低。

从专利增长角度衡量创新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将农产品以计划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卖给国家。

虽然人口有很大差距，日本、德国和韩国的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仍然比中国企业多2倍以上。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国企往往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营业税和增值税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统计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申请和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是评估中国专利质量的一个方法。结论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制造业从业者的工资从1980年到2015年增长了大约14倍。

此外，国企获得了更多的各级政府补贴，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政府短期内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优质基础设施，但可以集中资金在开发区内提供道路、能源供应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2008年之后，大规模刺激降低了国企的资本回报率（白重恩和张琼，2014），导致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下降（Wu,2013），延长了低效率僵尸企业的生命（Tan et al, 2016）。这说明创新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

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国家，例如，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印度的3倍，而后者拥有和中国相当的劳动力规模。在城市，过去就业以国有企业为主。

而美国、日本和韩国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分别3122、4947和2211人。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为了区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调整后的劳动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根据总生产函数做一个分解。

改革后，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能以市场价格销售上缴国家公粮后剩余的农产品。根据销售额划分为五个规模区间。中国于2016年8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发明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04年期间年均增长34%，而在2004—2014年期间加速至49%。我们将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划分成无专利、累计有1—4个专利以及累计有超过4个专利的三个子样本，并计算了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延迟退休年龄和鼓励女性参与工作的政策至多只能延缓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

第二，人力资本的贡献是正的，在1999年到2008年期间贡献了12.5%，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贡献了16%。但是，在宏观层面，工作努力和风险承担程度并不能决定无法结婚的男性的比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政府也会对研发企业进行补贴，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发补贴这项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在于中国的此类补贴与企业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匹配。（二）国内其他企业技术的购买与消化。

在90年代，政府实施了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增长奇迹始于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仔细想想，也许并不奇怪。毕竟，没有夫妻可以直接生出一个16岁的孩子（Wei，2015）。通过按照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类型来分析，它们的差别更加明显。截至2014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到技术提升的资金中，11%用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5%用于购买和消化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84%用于技术的自主研发。

这个规律与创新投资边际报酬递减是相吻合的。为了吸引潜在的新娘，有男孩的家庭会更努力地工作，储蓄更多的钱，承担更多的风险，包括选择创业（Wei and Zhang，2011a，2011b。

中国专利为何呈现爆炸式增长？是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批评的，这种井喷式增长是由于中国专利授权标准低（进而质量低）造成的？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不是合理的解释。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98年，国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占比30%，但到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其他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推进教育改革，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当独生子女一代进入适婚年龄，年轻的男性面临着竞争极其激烈的婚姻市场。因此，国企一方面能获取更多政府资源，比如财政补贴。文献认为，市场规模是创新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Acemoglu and Linn，2004）。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的数据，整体而言，企业每投入千万研发资金，民企和三资企业分别产生6.5个和7.6个专利，而国企则只产生2.2个专利。

经过这些调整后，中国的专利数量随GDP增长而高速增长。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显著下降，而中国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

中国进出口和外商投资的迅猛增长也是国内企业获得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第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趋势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主要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专利数据，以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度量。

国企的专利数量占比下降很多，部分原因是国企数量的减少。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